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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產業空心化之虞

權力主導型經濟的種種體制性障礙,依然在深層次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傳統產業升級難”和“新興產業生根艱”,是包括實業萎靡在內的中國經濟轉型困境之“一體兩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文 • 朱敏恰如赫拉克利特那句最有穿透力的格言,太陽每一天都是新的。沒錯,經濟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盡管太陽還是那個太陽,經濟也還是那個經濟,卻都無時無刻不在運動、變化和發展,不斷變換著新的形態。認識規律、遵循規律、運用規律,可謂是人類智慧的集中體現,而試圖駕馭、挑戰或擺脫規律,則被視為不智。盡管你可以幻想擺脫地心引力的束縛,但誰也不會在毫無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就冒著腦震蕩甚至粉身碎骨的風險,去完成那驚險的高空飛躍。既然是規律,其基本特點是普適性。經濟規律的要義,是尊重市場,以市場配置資源。中國作為後起的市場經濟國傢,尤應遵而循之。當前,中國已進入一個“以轉型促發展”的時期。在治理經濟領域問題的過程中,宏觀層面的猛藥在短期內取得瞭療效,同時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瞭後遺癥,為未來埋下瞭更為長期的隱患。中觀層面的產業政策,既有系統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針對性的政策供給,往往難以落到實處。而在微觀層面,企業傢精神受到制度環境的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營企業生存困窘,難以支撐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由於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改革滯後,壟斷特權對市場競爭產生瞭傾軋,而且金融資源錯配嚴重,引發瞭民間金融的高利貸化,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的振興乏力。由此,有學者擔憂:中國經濟已經面臨“產業(實業)空心化”之虞。產業經濟的雙重煩惱在危機與反危機的語境下,時間往往變得敏感。經濟復蘇到瞭哪一步,內需之基究竟夯實得如何,蕭條期究竟還將持續多久?對這些問題,人們需要一份答卷。學界普遍認識到,這次經濟蕭條之於中國,本質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的生產過剩危機。過去二十年,國內消化不瞭的產能一度有美國廉價接收,成為兩國經濟繁榮的要素,然而,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國購買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說的“Chimerica”(中美組合)鏈條隨之斷裂。危機,一經觸發,變為現實。對積弊已久的內需之困,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撰文指出,其背後存在“價值鏈與利潤率”的悖論。他以自身在東莞經歷的一場有意思的爭論來說明問題。該爭論中,吳敬璉先生提出“價值鏈”問題:我國出口企業為外國品牌代工,一雙鞋出口價10美元,在美國終端市場卻賣90多美元;我們隻得到價值鏈的12%,太虧瞭!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據切身體會,用“利潤率”來質疑:你以為國外品牌商比我們好賺錢?合作的品牌開發商利潤率隻有1%,活得不易;我們代工企業利潤率卻有20%⋯⋯觀此,秦暉一語道破:顯然,吳老和代工老板講的是兩回事,一個談的是價值鏈,一個講的是利潤率。真相隻有一個:美國人盡管拿到價值鏈上88%的增值,利潤卻由分散在物流、幾級批發、零售、廣告、策劃、市場調查、商品檢驗等諸多環節的大量從業者分享。這是除瞭美元霸權因素外,他們的消費之所以強勁的來由。不同的是,中國在價值鏈中雖隻占12%,但利潤高度集中,用秦暉原話來說,“老板賺錢很多;國傢拿走的更是一個大頭,當然不隻是稅收。”從而,應當深知的是:中國經濟,倘若無法進入“共享式增長”的軌道,內需會是無源之水,所謂的“產業(實業)空心化”亦將由憂慮將變作現實。而“產業(實業)空心化”趨勢本身並非抽象的概念,或許可以用“傳統產業升級難,新興產業生根艱”這兩句話,來概括中國經濟在產業(實業)支撐上的後勁不足。這也正是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問題上所面臨困境的真實寫照。倘若這一趨勢不及時遏制,則經濟命運堪憂。傳統產業的升級難題,已經可以從長三角、珠三角近年來的制造業危機中管窺一斑,在此不再贅言。而新興產業的落地生根,則同樣遇到多重困局,難以順利成長。正如我們近年來在調研中所看到的,當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佈局,正演變為一場全國式的地方經濟賽跑。現實之中,在發展新興產業的一些地區,存在用老體制、老辦法來發展新興產業的現實。不少地方對發展新興產業的條件判斷、發展目標、發展路線存在不同的看法,對發展新興產業條件的判斷也存在不同意見。其中有一些地方,由於看不到新興產業中一些新技術的發展條件,認為發展時機未到,隻喊口號,卻不進行投入研發;也有一些地方,為發展地方產值,希望以此拉動當地投資,出現“抓一把稻草就形成產能”的現象。一批批企業也躍躍欲試,借助戰略性新興產業概念出盡風頭,比如自主汽車品牌吉利、奇瑞、比亞迪(002594,股吧)紛紛打起新能源汽車的金字招牌。資本市場,亦借經濟轉型、世界動蕩陰影、全球經濟泡沫等,開始熱炒雲計算、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題材⋯⋯ 一時間,人人“新”動。風險來自對規律的漠視新興產業在不少地方的非理性上馬,成為不少學者所觀察到的一個當前值得警惕的現象。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陳清泰就指出:現在,有些地方和企業不乏投資的熱情,卻缺乏掌握核心技術的耐心。有的急於盯住投資、產值,搶先從國外買進零部件拼裝產品,制造一場“虛熱”。而在技術受制於人情況下的大規模的產業投資,是在“沙灘上建宮殿”,當正在應用的技術一旦升級,原有龐大的產能一夜之間就會變成不良資產。在陳清泰看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要的是由GDP導向轉向創新導向,改革體制環境,釋放內生的創新活力。產業結構升級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產業升級包括產品的換代升級和在產業鏈上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發及現代服務業的爬坡,而後者具有根本意義。要防止演變成“升級版”的招商引資、低端制造業的外延擴張和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規模投資活動。另一位經濟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指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各地區競爭的投資熱點領域,這本身雖然無可厚非,但是由於原有經濟增長方式的慣性和中國目前仍然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所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往往異化為競相擴展產能的投資項目。而且,由於各地方政府直接和深度參與產業發展的競爭,以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因此,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可能演變為圈地塊、爭補貼、上投資的錦標賽,導致很大的副作用和資源浪費。沖動是魔鬼,產能過剩則是沖動的產物。之所以陷入產能過剩僵局,恐怕還是源於缺乏核心技術,過剩的產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與國外的產品相比根本不具競爭力所致。中國產業升級遲緩的主要原因何在?陳清泰認為,不是產業規模不夠、不是缺乏資金,而是發展模式落後。在擴張產能的投資嚴重過度的情況下,技術投入卻嚴重不足。即便對引進的技術,往往也以“可以使用”為限,沒有足夠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進、再引進的過程中,大多未能獲得“舉一反三”的技術能力,掉進瞭技術依賴的陷阱。發展新興產業是生產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核心要素是創新能力。其本質,是在產業鏈上的升級,關鍵是突破核心技術、掌握知識產權。必須由熱衷於投資轉向關註創新能力建設,由熱衷於規模擴張轉向關註產業競爭力提高,由熱衷於低端制造轉向關註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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